是什么机遇让北京饭店从小酒馆到塔尖上层人士下榻首选酒店再到国事、外事重要场所。经过岁月的洗礼，北京饭店已经与近代中国风雨同路百年之久。
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曾在这座饭店里留下足迹，但更让人耐以寻味的还得是北京饭店这百年来岁月变迁的痕迹和背后的故事。
1949年北平解放，建国大典前夕北京饭店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经理马学刚被抓了起来，后来被公安局枪毙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堂堂经理沦落至此？
北京饭店最早前身，其实就是一家小酒馆。1900年清朝晚期，正值时局动荡之际，邦扎和佩拉蒂两位法国人在北京一胡同处开了一家3间门市的酒馆。
第二年，由于生意越发红火后，邦扎和佩拉蒂两人经营理念不同，佩拉蒂便退股选择自身单干。因此邦扎的小酒馆再次搬迁到如今东单菜市场的旁边，正式挂牌“北京饭店”。
当时正值时局动荡，2年后的“北京饭店”经营权再次转移，1905年买主在紫禁城附近挑了一处地盖起一座五层式小楼，至此北京饭店变得“洋气”起来。
后来几经辗转，北京饭店经营权又回到了法国人手上。为了将饭店打造成专供高层顶尖人士的聚集地。
1917年北京饭店再次升级，摇身一变成了一座7层法式洋楼，从内到外透露出纯正的法式古典主义风格，装饰也极尽奢侈、丰富多彩。
当时的北京饭店建成后约有200间客房，且全部房间均装上独立的浴室以及单独冲水式卫生间，北京冬天太冷，每个房间还安装暖气。
当时酒店还有2部奥的斯牌升降电梯，这个在北京是不可多见的稀罕物。更何况在酒店的最顶楼还设置了酒吧和供客人跳舞娱乐的花园露台。
正因为太过奢华，北京饭店一度被誉为“北京城最豪华的酒店”，专供来北京的中外贵宾栖息之地，当时国内外许多大人物也曾在北京饭店留下过足迹。
后来中日战争爆发，1940 年后，北京饭店由日本人占据，饭店又将一些客房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新装修。
直至 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饭店才由政府接管经营。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北京饭店也迎来了他的新使命。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党派纷纷齐聚于此，这样人多眼杂之地也给了特务分子“钻空子”的契机。
会议召开前，刘秉彦前往北京饭店与作战处处长唐永健商议公事，正在两人交谈甚欢之际，刘秉彦无意间瞥到一个正在酒店前台忙碌的熟悉身影。
刘秉彦这才确定了就是他认识的特务马学刚，马学刚和刘秉彦都曾经在晋察冀10分区的司令员朱占奎手下工作过。
后来由于各方原因朱占奎和马学刚叛变成了特务，因此刘秉彦才能识得马学刚。
后来经过多方盘查，马学刚交代了所有罪行并供出了隐藏在饭店的其它特务。自此以后，北京饭店的安全警卫工作也愈来愈显得重要。
饭店的工作人员也相对变得特殊起来，他们每天从事着平凡的饭店管理、端茶上菜、客房清扫等具体工作，但其实人人都身兼两职， 既是服务员、又是安全警卫员。
虽说饭店之外有公安部、中央警卫局，饭店内也有保卫科，但在北京饭店这样一个重要场所，安保工作却一点马虎不得。
北京饭店上到经理下到厨师、水电工都是安保警卫员。从入职开始他们不仅接受岗位职能培训，更多还是安全保卫教育。
当时北京饭店的安全保卫工作有一套极其严密的制度体系，采取的是专业保卫人员和群众性安全保卫相结合的方法。
对各级要员和外国政要来饭店活动也都有一套严格的安全警卫措施和检查制度，做到了安保不露痕迹。
那时北京饭店专业保卫队，由人民公安纵队负责执勤警卫，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还是一直按照当年军营里的规矩执行命令。
刻板老套、态度强硬，十分机械性的搜查每一位客人的证件，让来往的宾客内心感到极度不适。
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担任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兼二野政委的来到北京饭店开会。
利用会议的间隙，饶有兴致地去饭店附近的王府井和东安市场逛了逛。他不喜欢兴师动众摆首长的谱，身边没带一个随身警卫，便只身前往。
就在他逛完回到酒店后，北京饭店门前的执勤警卫因为不认识，便按例检查让他给出证件后方可通行。
由于当时出门没有带任何证件，身边也没带一个警卫，再看他衣着朴素，并不像个大首长，为了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年轻战士从始至终保持没有证件一律不让进。
1972年，北京的大规模酒店宾馆相继建成，当时的北京饭店所有建筑还是十多年前的设计风格，规模上还不如京西宾馆。
作为接待国内外重要事务的名片，已经没办法满足接待外国宾客的需求，因此当时担任北京饭店总经理的宋新明向国家领导层提出申请要改造北京饭店。
其实北京大楼开始的设计，考虑到整体规划最初的设计先定为9层 ,后改为13层。
当时负责设计规划的有张博、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设计的具体方案各式各样，效果图也画了几十个。
后来副总理觉得设计矮了，他说:“北京寸土寸金之地，更何况三环路以内的土地资源相当紧缺,作代表国家接待外宾的门面,理应要向空中发展。”
最后，设计师在原有方案的基础上，重新将北京饭店新大楼规划地下3层,地上19层。1972月11月，经过层一一审定后新大楼修建也正式开工。
当时为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大楼盖起来，建筑施工队采用昼夜三班倒的施工方式日夜兼程，终于在1973年11月已盖出地面16层，就快接近尾声之际，工程被叫停了。
原因是北京饭店盖得太高，一眼便能望见的游泳池，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危险隐患。
一方面是因为是我国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办公地，另一方面是当时毛主席和其家眷也住在这里。
楼层已经修建到了16层，如果拆掉又过于耗费人力物力，周总理为了大局着想立即找到张博等设计人员研究降低高度的问题。
研究决定最后还未修缮完成的两层不再修建，并将原本大楼顶层设计的中型宴会厅和大接待厅改成内部用房。
而且9层以上西边、西北角上面窗户上的玻璃要涂上白色油漆，窗户、钢门上都要加上锁，10楼以上的房屋全部禁止对外宾开放。
与此同时，在故官西华门北侧,盖了一排长楼，挡住从大楼投向游泳池的视线，既能保证大楼的宏伟又能保障的隐私机密。
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数不胜数，每一次的宴会不是国家重要活动就是宴请重要外宾，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因此每举行一次大型宴会对于员工来说，都如同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战斗。所有的环节的工作要紧密配合，生怕发生一点差错，带来不好的国际影响。
但是，事无巨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准在什么宴会中就出现突发情况。每到这时，最考验的便是宴会的服务人员临场应变能力。
一次苏联第二任驻华大使尤金先生到北京赴任时，外交部为了表示欢迎，特地在外交部举行了一次欢迎晚宴。
宴会的全部食品准备、烹饪和全场的服务，都由北京饭店来承担。当晚，宴会正在进行当中，忽然全场的灯光一下黑了，原来是停电了。
外宾们不知是怎么回事，议论纷纷，宴会大厅内外也出现了一些骚动，大大影响了宴会的气氛。
恰好这时，有备而来的北京饭店员工为晚宴准备了不少蜡烛台，在场的服务员们就把一个一个蜡烛高台端了出来，摆上了每张餐桌并一一燃亮。
瞬间，宴会大厅映照在数百根蜡烛的荧光之中，烘托出了格外优雅温和的气息，主宾间在橙黄的烛光中频频举杯换盏，犹如一个独特的祥和友好的烛光晚宴。
苏联外宾们并不知此中内情，还以为是宴会刻意安排的，熄灯燃烛呢，继而纷纷赞叹，中国人举办的晚宴，很有西方的情调。
听到外宾们这样的议论，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们相顾会心一笑。 那次停电事故的发生，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了保证宴会等高层活动的用电安全，要求各大高档涉外宾馆饭店都要采取改进措施，搞两套电路。一旦突遇停电，后备电路能马上启动，保证外交等重要国务活动不受影响。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阿尔巴尼亚贵宾。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已上完毕，最后一道上的是西点奶油蛋糕。
巧合的是，这个字符形状，与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徽章符号相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看不懂中国传统的卍字符，倒联想起了二战时期侵占过阿尔巴尼亚的德国法西斯。
周恩来看出了阿尔巴尼亚客人脸上的疑惑不悦表情，便马上向他们解释说这个卍字图形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用来表示“祝福吉祥”的，没有别的意思。
担任宴会总管的郑连富师傅当时也在现场，他急中生智，上前与周恩来总理配合，向外宾们解释道：
“如果说这个中国卍字符，有点接近希特勒法西斯的符号，那么把这块蛋糕吃掉，也就等于把德国法西斯消灭掉了。”
后来，周恩来还当着外交部许多官员的面表扬了郑连富师傅，夸他很有外交家的风度，灵活应变。周恩来还说：
“你们这些外交家有没有郑师傅这样的水平，能在关键时刻维护国家的面子和荣誉！”
还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一个苏联代表团。出席的一位苏联部长在吃酱爆肉丁这道菜时，吃出了一颗像拇指般大小的螺钉。
这位苏联部长倒没有声张，就把小螺钉放在了菜盘子的旁边。服务员在撤盘子的时候看到了，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了。
如果是一般的饭店，也许客人没有挑剔也就应付过去了。但是在北京饭店，发生这样的事是绝不会打马虎眼的，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恩来对这个事故很看重，亲自指示要外交部、公安部、北京公安局、市政府、市外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做出详细的调查，因为这必然的联系到外宾的人身安全和国家的对外形象问题。
经过了四天四夜紧张的调查工作，最后，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是烹制酱爆肉丁这道菜时，用了北京老字号“六必居”酱园厂生产的甜面酱。
生产这种甜面酱时用的是木桶式酱缸，木酱桶经过太阳烤晒，板条松了，原来固定板条的螺钉也就松了，掉下来混在了甜面酱里面。
周恩来看后批示道：北京饭店是党中央的一个要害部门，工作要认真，抓紧抓紧再抓紧，过细过细再过细，丝毫松懈不得。
从此以后，北京饭店的食品检验制度更加严格了：凡宴会用大米、白面都要用罗筛过筛，面酱等配料也要过筛，蔬菜、肉食等皆有更为细致严格的检验措施。
历史的厚重为北京饭店披上了一件高雅的外衣，也赋予了它独特的东方魅力。无数个重要的年头里，它与我们同舟共济，成为了中国与外国建交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